抵达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大门前，拦起了长长的检查通道。“这里是医院啊？”等待测温登记的司机探了探头，眼前只有一片郁郁葱葱。

在中国，总有些地名，与绵长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默契。《汉书·蒯通传》有云，“边城之地，必将婴城固守，皆为金城汤池，不可攻也。”

北有“小汤山”，而17年前，一场非典大疫中，距离上海市区约60公里外的海边，也筑起了一座称得上固若金汤的“战疫堡垒”。

今年1月，堡垒内外，战斗的号角声再起。在堡垒的两天两夜里，一场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生死战，悄然上演。

“巴掌大”的地方

常上演“神仙打架”

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颖川站在A3病区远眺回忆着。2013年，也是站在这里，他参与了H7N9禽流感的治疗。“那会儿没现在紧张，这次我来两周多了，活动范围就在这么一块巴掌大的地方。”

“巴掌大”的地方，是上海此次直面新冠病毒肺炎治疗的主战场。3层米黄色小楼外5米拉起同色隔离线，两名保安时刻驻守，劝退所有可能“误入”的人员。

住进公卫中心的第一夜下了场雨。在这里，除了雨声，几乎一切都是静悄悄的，可若走进了听，是机器绵长的滴滴声，和专家们时高时低，甚至擦出些“火药味儿”的讨论争辩声——

“怎么说到我的病例的时候就要快点了？”

“那是说明病情稳定，你该高兴。”

“我们评估希望可以考虑逐步对患者脱机。”

“我们的建议是，再等等。脱机可能不会那么顺利，看看24至48小时的肺动脉血流量（PF）指数。”

隔空对话，在公卫中心每天、每小时甚至每分钟都进行着。“关”在A3病区的重症专家们通过一块小小屏幕，与外界随时保持联系；而另一端，是也日夜无休、灯火通明的防控东楼304会议室，高级专家指挥组成员们在这里为治疗出谋划策，全力调配。

304会议室忙而不乱。前方有3块屏幕，连接着A3病区患者的生命体征、A3病区医生办公室与走廊，以及可用于查看各项化验、检查病史报告的大屏。靠墙的小黑板上，记录着A3病危、病重和专家床位分配的详细内容。

冰冷的数据记录着漫长而艰辛的过程：2月4日气管切开、2月6日上体外膜肺氧合（ECMO）、82岁……

如今，A3还有最后几名危重症患者，几乎代表着上海最高重症医学水平的瑞金、仁济、市一、市六医院重症医疗组团队为他们守护着每个日夜。

“大家现在仿佛在练武——患者稍有风吹草动，就是一宿一宿地站桩。”前一日，原本病情稳定的301床患者突然高热，医疗组组长、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皋源在床旁，一守就是2个小时。

“患者血压高，我们血压也高；患者血压低，我们血压可能更高。”接近知天命之年的专家们，自身也有着或多或少的慢性病。

3月1日上午，高级专家组成员、中山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朱蕾强撑着听完了几例病例会诊，依依不舍地站起身，向屏幕内外的同道们作揖——他的血压接连几日波动很大，喉咙嘶哑，“再留在这里反而添乱。”高级专家组组长、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努力把气氛调节得轻松，“他水平比较高、话也比较多，对于他的暂时离开，我还是依依不舍的。”

对于外界用“神仙打架”来形容的评价，专家们一笑了之。或许也曾有过针对治疗方案的剑拔弩张，但朱蕾脱下白大褂走向电梯时，笑眯眯的眼角依然有些湿润，“挺舍不得他们的，当然。”

检测仪发出滴滴声

像走进枪林弹雨

手机的弹窗新闻显示，又一批轻症患者从公卫中心出院了。晓晨点开双指放大图片看了看——是她陌生却又熟悉的，住过2周的A1病区。“现在妈妈也出院了，就剩爸爸在A3病区。但我们一家人都相信医生，会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”

年前，晓晨去外地出差，回到上海后，开始有轻微不适。“爸爸那时候还带我去刮痧。”如今说起来，她还有些懊悔，“完全没往新冠肺炎想，以为就是感冒着凉。”第二天，晓晨发热了，“在医院煎熬两晚，躺着看天花板，就像等待审判结果那样。”

两次核酸检测阳性的判决下来了，新打击接踵而至：父母双双感染，“我哪里都不去的呀!我除了买买菜，都不怎么出门的呀。”晓晨妈妈60多岁了，这周初才回到久违的家中，第一顿饭就是饺子，“要团圆的，等老头子出来，早日团圆。”

这对老夫妻都是皋源分管的患者。“这次新冠肺炎最特殊的一点是，危重症患者病情发展的速度太让人措手不及了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情况已经很差了。”患者的情况皋源几乎倒背如流：

2月2日晚，晓晨爸爸入住公卫中心；5日病情加重，呼吸窘迫、CT表现肺部病灶愈发严重，转入A3病区；8日从重症转为危重症，予以插管通气；11日气管切开；13日凌晨6时，紧急启用ECMO。

他是皋源进入公卫中心救治的第一名危重症患者。“整个人都发紫了。”他这样形容，“严重低氧到什么程度呢？给他吸纯氧，血氧饱和度仍然只有80。正常人群至少在95以上，检测仪设定低于92时会报警，机器就持续在发出滴滴声，那一瞬间真的像走进枪林弹雨。”

“新冠肺炎累及多脏器、多系统”，这句冰冷的话，让专家们流了无数汗。最明显而棘手的就是肠道功能障碍，“ECMO是用来代替患者心肺功能的，让患者自身器官休息，血液从体内到机器里循环一圈再重回体内，如果腹腔压力太大，没有足够的血流量，ECMO的作用就难以保证。”药物、灌肠、留置肛管、人工抠便……整整一周，团队为了让患者的腹压降下来，经常在床旁一折腾就是一两个小时。最紧急的时刻，晓晨爸爸的血压飙升至200，“尽快控制！不然有脑血管意外风险！”

“新冠肺炎阻击战打到后期，便不再是对抗新冠病毒本身了。”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瞿洪平说，这些危重症患者中，已有多名核酸检测转阴，最大的困难还是肺部改善这一关。

“为什么叫大白肺？你看CT报告就很直观，白花花的一大片。病毒带来的后遗症就是病灶吸收特别慢。轻症患者大约需3至4周时间恢复，这些重症患者，时间难以预估。”

可拖得久了，新难题又接踵而至。

“重症医学科医生其实最怕的就是这几个字：继发感染。”皋源说，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本身免疫力就极度低下，ECMO、插管等有创治疗又破坏了皮肤这第二道屏障，空气中若有细菌，可能导致血流感染；短期使用少量激素以减少肺部渗出，但一些药物也可能引起肠道菌群紊乱；用了抗生素，则可能导致耐药性……耐药菌大多为条件致病菌，健康人群不会得病，但这些危重症患者容不得一丝失误，“我们只能对可能出现的隐球菌、曲霉菌等追着打。”

每天，重症患者的痰培养、血培养样本从公卫中心送至中山医院微生物实验室，24小时后，报告传至高级专家组成员、中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胡必杰的手机上。“正常需要两三天，有了培养结果，我们能对抗生素的合理使用进行进一步规范。”

每一步如履薄冰的操作，都为了一个目标：让危重症患者病情避免加重，通过综合治疗尽快好转。李颖川在病房门口拍了张照：躺着的患者床旁围着ECMO、CRRT、呼吸机、十几台推注泵……五颜六色的电线凌乱又规则地交缠，无声守候着每一个数据。

重症医学科、中医科在疫情相遇

还结合得很好

“是药三分毒，这两天先停用中药吧，观察一下再定后续方案。”

说出这句话的，是高级专家组成员、龙华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惠勇。304会议室安静了一下，紧接着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善意的笑声，“新鲜事啊，中医大家主动要求停药！”

“年年都有中西医不和的传闻，其实双方只是缺少互通交流的渠道。”皋源由衷赞叹，“重症医学科、中医科，听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专业在疫情相遇了，还结合得很好。”

本次救治期间，上海采取“一人一策”治疗手段，有时候，甚至同一个患者采取“一天一方案”。“这就是中医理念的一种表现吧，多一味、少一味药都对患者有影响。”在公卫中心，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覆盖率已达80%以上，重症医学专家们从只知道“大承气汤”，到也能说出几句“健脾化湿、祛浊理气”，看在眼里的中西医结合方案真正为患者解决了大难题。

324床患者是李颖川主管的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甲状腺功能减退、轻度精神障碍……除了复杂的基础疾病史外，患者最大的问题也是腹胀。他主动找到了曙光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徐贵华，“能不能用中医方法来试试？”

大承气汤是是中药名方剂，具有峻下热结的功效。在A3病区，消化道障碍患者大多使用过该方，但324床患者的收效始终甚微。“中医讲望闻问切，舌苔是重要的观察环节，好在患者清醒能对答，我就打算近距离触诊。”徐贵华记得，她的舌苔呈现非常典型的白厚腻状，舌质大且两侧有齿痕。“我当时觉得可以鼻饲，但西医专家们担心是否会增加患者的胃肠负担。”

高级专家组成员、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强解释，“危重症患者的体内液体平衡很重要。若给药多了，只进不出，内环境紊乱，容易引发水肿危及生命。”

第一次触诊患者腹部时，徐贵华说，“像一面鼓，轻拍发出砰砰声。”此后，每隔3天，徐贵华都去她床旁报道：

23日，舌苔变为薄腻；

26日，增加和胃理气的几味药；

29日，大便终于成型了，腻苔褪去，舌头呈淡红色，

“这就说明气血回来了，她慢慢能自主吸收，肠胃功能才会恢复。”

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、西医诊疗与中药古方、用药与不用药……“救治是个系统工程，你得把握主要矛盾，牵一发则动全身。”皋源说，不仅中西医之间讲求平衡，西医治疗的每个环节之间更需平衡，用“对”药不仅指品种、还有剂量。“危重症患者的体内代谢异常，就拿抗凝和凝血来说，用多少能保证ECMO正常运作，但器官不出血？人体不是蓄水池，能简单的放水抽水，组织间隙都可能充盈药物，绝不能武断叠加。”

拟定出院患者名单

需要三个“灵魂拷问”

304会议室隔壁，有一张简陋搭建的床。黑色旧沙发上铺着白床单，实在太累的时候，熬夜值守的医务人员会在这里小憩一会儿。从窗外出去，是茂密的杉树林，和一望无际的茫茫天色。

“公卫中心占地500亩，外面一圈树林，占地也有500亩。”后勤负责人张晔说，树林紧紧把公卫中心包裹着，宛如一座真正的堡垒。公卫中心主任朱同玉说，“我们的目标，就是做好上海市民的健康堡垒、生物安全的绝对底线。

接近晚7时，从下午场的会诊中喘了口气的专家们来到食堂，厨师长金东辉从值班室走出来，“老师们，除了饭菜还有鸡汤面和牛肉面。”最晚凌晨1时，他也接到过304会议室的订餐电话，“馄饨、水饺、蛋炒饭点得最多，也快，每天我们准备500份的量，争取让大家吃饱吃好。”他是金山本地人，浓浓的乡音透着淳朴，“在这里工作？怕是不怕的嘞，专家们都在一起呀，为老百姓付出呀，我做点力所能及的，吃饱肚子才好干活。”

草草吃完饭，胡必杰和公卫中心感染科副主任凌云又回到了防控东楼。这或许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，神经却也最紧绷的时刻——拟定明日出院患者名单。咽拭子3次、肛拭子1次阴性是基本配置，CT报告也得反复对比查验，“我给自己3个灵魂拷问。”

胡必杰笑笑，“第一，出院后患者会不会转阳性？第二，病灶吸收了，还会不会转移？第三，T淋巴细胞亚群血指标是否正常，免疫力是否真的恢复？走出了公卫中心这扇门，可绝不能二进宫啊。”

“晚上还有和武汉专家的连线，讨论病理解剖的新进展，大家休息一下快回来。”公卫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探头在304会议室外喊了一声。重新披上白大褂的医生们快步穿过走廊，两旁堆成山高的捐赠物资上，大多贴着加油纸条——“抗击新冠肺炎，我们与你同在。”

作者：黄杨子

声明：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。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，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，我们将及时更正、删除，谢谢。